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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大洋是现在多少钱
啊宇嘚啵嘚2022-11-09【美食美味】人已围观
民国时期的一块大洋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多少钱？你可能不信,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啊宇嘚啵嘚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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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一块大洋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是多少钱？
抗日题材的电视剧中会经常出现这么一种桥段，土匪起初为祸一方，经常下山打劫富商，为弄到更多钱财，他们会选择绑架土豪富绅的孩子索要高额赔偿金。
土匪们索要的赔偿金都是几百块大洋。
今天我们不讨论剧中的这些桥段是否符合真实历史，就来分析一下民国时期的一块大洋相当于现在的多少人民币。
1909年，晚清政府为振兴经济，铸造一种新式圆形银币，用来刺激市场，因为这种银币上有着蟠龙的图像，纯银打造，民间称他为龙洋，龙洋是大洋的雏形。
1933年，国民政府确定了以大洋为主的流通货币体系。
1935年11月，政府以法律形式让法币成为市面上强制流通使用的货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市面上虽然还在流通大洋，不过新的货币制度已经慢慢取代大洋。从鲁迅日记获知，鲁迅平均每月固定收入大约有250块大洋，再加上稿费与其他额外收入，从1912年至1936年鲁迅离世的25年里，鲁迅平均每月收入大概超过400块大洋。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的收入在当时属于全国顶尖水平，但是这400块大洋到底有多么庞大的购买力，我们可以稍微推算一下。 1919年， 38岁的鲁迅斥资3600块大洋，买下了北京八道湾11号四合院。这套四合院共有28间房，面积颇大。根据学者李开周的考证， 1914年的上海，一块大洋可以购买44斤大米。南北经济环境不同，南方物价相比北方是有些偏高，那进行折中换算，鲁迅购买房产时，一块大洋大概能购买50斤大米。所以按照民国时期的恩格尔系数，结合同时期的购买力，换算下来，一块大洋相当于280到350元人民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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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听相声和评书的朋友，或许会对“大子”这种钱币单位不陌生。
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早年间常说单口相声，在讲述民国时期的单口相声时，郭德纲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小子不卖，大子一块”。让许多“纲丝”印象深刻。
但大部分网友只清楚小子和大子应该代表当时的一种货币，却不清楚这种货币的实际价值。
今天，就来和大家好好聊聊，民国时期的一个大子和一块大洋，到底哪个更值钱？一个大子，又相当于现在的多少人民币？
1914年，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发布《国币条例》，银元（银元又称大洋、袁大头）成为市面上主要流通的货币之一。
不过，整个民国时期社会动荡，物价不稳定，普通群众收入偏低，日常生活中他们并不使用银元，而是使用铜板。铜板，就是郭德纲相声中说的大子。
民国时期，政府没有发行一文铜板，清朝时期的一文铜钱停止铸造，一系列货币改革让当时通货膨胀。为了稳定经济，湖南、四川、北京、山东各省开始铸造一种最低面额为10文的铜板。
后来，各省在10文铜板的基础上又铸造了20文铜板。所以，民国时期的10文铜板俗称“小子”，20文铜板俗称“大子”。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晚年时期回忆，1927年，自己上中学时午饭永远吃不饱。中学时代的季羡林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每天中午，家里只给他两个大子。
到了午饭点，季羡林用两个大子买了一碗豆腐脑、几个炸绿豆丸子、一块锅饼。对于正在长身体的中学生而言，这些食物只能勉强不饿，但又吃不饱。
这段季羡林先生的自述回忆，可以帮助后人了解民国时期一个大子的实际购买力。
放到今天，一碗豆腐脑加上几个炸绿豆丸子，还有一块锅饼，总价不会低于八元人民币。那两个大子至少抵得上8元人民币，一个大子就是差不多4元人民币。
根据当时的汇率，一块大洋能换100个大子，所以大洋要比大子更值钱。
学者李开周考证，1914年的上海，一块银元可以购买44斤大米。南方物价比北方偏高，同时期的一块银元在北京的市场上可以购买50斤大米。
现在超市里一斤优质东北大米的价格不会低于五元人民币，这样进行换算，一块银元的实际价值相当于如今的250元人民币。一块银元换100个大子，一个大子就差不多相当于2.5元人民币。
之前，我们按照季羡林先生的回忆，一个大子就相当于四元人民币左右。这种计算方法是根据当时的物价、米价得出的最终结论，差距应该不会太大。
或许有人会说了：这样简单地用大米换算大子和银元的价格，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按照当时的实际购买力，鲁迅先生在1923年花了800块大洋，就买下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六间小院。
若按照之前换算的银元价格，相当于鲁迅先生仅用20-30万元人民币就买下这套四合院。
大家都清楚，现在北京西二环房子的每平方价格至少超过10万元人民币，更别说一套有六间房子的小四合院。
另外，经过袁隆平老先生和其他科学家的努力，现在每亩水稻实际产量轻松突破700斤，民国时期每亩水稻产量约200-300斤。
总的来说，无论是按照米价还是房价换算银元和大子的价格，似乎都有些不现实。
的确，民国时期的货币与人民币没有太多可比性。就好比现在远离城市的乡镇物价稍微偏低些，到了大城市，日用品包括食品价格肯定会高一些。
根据身边人经历，解放战争时期，上海江南造船厂的一位普通工人，每天的工钱是二角银币。二角银币相当于60文铜钱，60文铜钱可以购买60个大饼。
今天一个不加任何馅料的大饼，价格差不多在两块钱左右，所以这个工人每天的工资大约在120元钱。
300文铜钱可以兑换一块银元，那一块银元就相当于600元人民币。
当时的物价，一块银元能买44-50斤大米，8-10斤猪肉。按照今天类推，工厂工人月平均工资大概在4000-5000元人民币左右。
民国时期工人月工资6块大洋计算，差不多一块大洋相当于600-700元，一个大子相当于六元人民币左右。
这种计算方法比较靠谱，不会太脱离实际。毕竟，任何朝代只计算上层贵族的收入与奢侈品价格，没有太大意义。只有计算普通民众收入和购买力，才是靠谱的比较。
因此，民国时期银元和大子之间的汇率应该按照1:100计算，两个大子在当时能够买一碗豆腐脑和几个炸绿豆丸子还有一块饼，放到今天大概是7-8元人民币，一个普通工人每月收入在6块银元左右。
民国时期的米价和肉价相比较今天价格有些偏高，所以就不难理解，倒退几十年还有很多人吃不饱，甚至沦为乞丐。
鲁迅先生的著名文章《孔乙己》，也有相似记载。孔乙己用了九文大钱，买了一碗酒、一碟茴香豆。
今天的一碗散装白酒，价格至少达到20元左右，一碟茴香豆的价格大概有五元人民币。
所以古今钱币价值换算没有一个实际的平均值，即使是同一时期，可地区不同，物价都会差别非常大。
最好的计算方法就是找到民国时期普通人月实际收入，通过实际收入换算当时的购买力，再与人民币的价值进行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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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民国大文豪鲁迅的诸多话题里，“月收入仅有350块大洋”这事儿，流传一直很广。
那鲁迅的这笔工资，真的少吗？得先看看这工资怎么来的：依据《鲁迅日记》记载，1912年到1926年，他在中华民国教育部任职，最初月薪六十块大洋，后来经过几次加薪，陆续涨到了360块大洋。但由于当时民国政府欠薪成习惯，他每月实际到手的薪水，也就是200块大洋。“月收入仅350块大洋” 的传言，就是这么来的。
这样的收入情况，放在当时是什么水平？
可以先给鲁迅的“同行”们比比：鲁迅在北京任职的这十二年里，同时期入职《申报》的陈景韩，每月底薪300块大洋，比鲁迅的“到手工资”多一百块。1912年在天津办报纸的梁启超，一年除去各项成本，“年亦仅余五六万金耳”。也就是每年“只赚”五六万块大洋，每月“最多只有”五千块大洋。1920年代任职北大的陈独秀，月收入也是400块大洋。是鲁迅“实际到手工资”的一倍。
跟这几位比的话，鲁迅确实是“每月收入仅有350块大洋”。
但还可以换个角度比，比如比房价：依据当时《晨报》的记载，北京积水潭西河沿一套“20间”“带洋房”的住宅，售价是3500大洋，相当于鲁迅不到十八个月的“实际公务员到手薪水”。1918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租了钟鼓寺一套有十七间房的四合院。每月租金也就二十块大洋。鲁迅的“到手薪水”，能在北京城租10套。
还可以比比同时期另一些“风云人物”。比如一位未来革命战争年代里，让多少日寇听到名字就打哆嗦的新中国元帅，1917年时还是河北阜平县十来岁的小学徒工，干了一年学徒工只拿到三块大洋，却令他激动得不行。晚年还回忆说“我之前从没拿过这么多钱”。还有另一位未来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1918年时才10岁，还是个湖北武昌小知识分子家庭的苦孩子，父亲靠给学校誊抄讲义为生，抄一张讲义“得酬几个铜板”，一块大洋都是奢求。
甚至还可以比比农民负担：在同时期的河南省，每亩地的地租在三块钱到十二块钱之间。“爱国军阀”吴佩孚统治河南时，更在河南强制种植鸦片，每亩强收八块大洋的“鸦片税”。这钱比比鲁迅的到手工资，似乎不算多，对于农民来说却好像绞索，不知逼得多少农民流离失所。
总的来说，仅看鲁迅“实际到手”的每月公务员工资，就相当于当时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产业工人一两年的年收入，相当于学徒工六十六年多的收入。不但能在北京黄金地段租10套四合院，还能在河南交20多亩地的“鸦片税”。看上去要用“仅仅”形容的收入，放在那时代，是标准的有钱人。
而且这些钱，对于当时鲁迅来说，也只是一部分收入。作为当时的顶流作家，鲁迅在做公务员的同时，还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这份“兼职”的待遇十分优厚，仅1924年这一年，只按照《鲁迅日记》里的统计，他全年收了8000多大洋的“兼课费”，平均每月670多元，是他“实际到手公务员工资”的三倍多。更重要的写作收入，他为教育部做“特约撰述”，每月300大洋，另外还有稿酬，那更是天文数字，仅他1929年拿到的一笔“版税赔偿”，就有两万多大洋……
换句话说，这其实非常优厚，可以帮助鲁迅随手买天买地的“公务员工资”，放在鲁迅的每年收入里，不过是笔“小钱”，甚至是“工资基本不动”。
如此景象，也是那个时代，民国“大师”们的生活掠影，民国大师云集，大师们工资奇高，仅看教师工资，民国时代的正教授，月薪就有四百大洋，南京国民政府废除银元后，正教授的工资又变成了月薪六百国币。普通大学教授的月薪，也在一百八到二百八以上。出版一本书的版税收入，更是四百大洋起，大学里最不济的普通老师，月薪都是一百大洋以上。
如此“高工资”，也让这个民国时代，长期以来“圈粉”无数。今天的不少“精英”“名流”们说起民国，更是常见各种向往，脱口就是“民国是知识分子的幸福时代”。但是请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在民国时期这么“幸福”。
就以教师队伍来说，民国的“大师”们，大多挂着“教授”“讲师”的名号，给了后人“民国教师工资很高”的感觉。但实际上民国的教师里，人数最多的是小学教师，几乎占到百分之九十。他们的“高工资”，就相当可怜了。鲁迅每月拿200块大洋时，北京、河北等地的小学教师，每月也就五六块大洋工资。广东等省的小学校长们，每月也就20块钱工资。等到大洋变成“国币”后，抗战前夜的浙江省，小学教师工资最多也就10几元。
这样的待遇，比起“大师”们来，简直天上地下。
如此对比，也就有了民国文化的怪现象：一边是大学教育繁荣，大学里随便一个上岁数的都是大师，男男女女们各种优雅。另一边却是奇低的识字率，整个中华民国识字率百分之十五（国际联盟的统计，实际更低），也就是每十个中国人就有八个人是文盲。农村和军队的文盲率甚至接近百分之百。抗战晚期时，国民党军队增援西南战场，那些精挑细选出来补入“青年远征军”的“精兵”，文盲率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七。
反而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里，那些面向农民开设的“识字班”，才真正解决了当时中国老百姓的“文盲率”问题。直到今天，“识字班”依然是山东农村对女子的代称。只这一个“班级”的价值，就远远大于多少“民国大师”们的工资。
更让人唏嘘的是，中华民国有钱养大师，却除了没钱办小学教育外，其他的民生问题，也基本捏紧荷包。就以基本的城市工人居住环境来说：当时北京工人，平均每家占有一点一间屋，上海工人是一点四间，居住条件更是极差，北京的工人大多住在“破席窝”里，北洋纱厂的女工，12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上海工人家庭四五人挤一间屋，工人住宅区臭水沟遍地，这样的事情，国民政府基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几乎不掏钱。
直到新中国立国后，首先展开大规模的卫生清理运动，仅建国头两年，就把各地工人小区整顿一遍，然后大规模兴建工人新村，改善工人居住条件。当时的上海工人就兴奋的说：“现在家里的苍蝇都没了，只有人民政府真正关心我们”。
对比泾渭分明的生活，这一句“真正关心我们”，才是近代中国，新旧社会，一个最大的差别。“大师收入如何”只是民国的表面，惨淡的民生，才是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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