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丽姿网 > 教育教学 > 教育教学

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看

人人都是产品经理2022-11-26【美食美味】人已围观

这才是真正的商品分析，而不是罗列进销存,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人人都是产品经理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看1

真正的商品分析是什么？应该如何做？这篇文章带你系统了解商品分析的内在逻辑，从进销存、商品与价格、商品规律等方面学习方法论，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一提到商品分析，很多同学就会想到扑面而来的各种报表。和商品销售、库存、采购相关的报表尤其多。然而每一份报表似乎又都很简单，既体现不出数据分析的价值，也不知道业务拿了干啥。今天系统聊一下商品分析的内在逻辑。大家坐稳扶好，马上发车！

一、从最基础的进销存开始

商品运作，简单说就是：进货→卖货→再进货。只不过这里有两条隐藏要求：

在商品卖光以前，有新的货进来，不能断货
在商品过期以前，把它卖掉，不要烂仓库

因此在看商品数据的时候，需要把库存、日/周/月销售、商品采购周期、商品保质期四个指标一起看。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有100件新到货的商品A，每周固定销售30件，采购周期1周，保质期2周，那么数据情况就如下图所示：

实际上，很多商品报表只有库存和销售额两个指标，这是因为商品主管对采购周期、保质期自己心里有数，并且这俩数据一般也不在交易表里，导致数据分析师取数的时候没有包含这俩数据。这种基础信息缺失情况，在商品分析里很常见，也是导致数据分析师不明白这些零散报表有啥用的重要原因。

二、商品&价格弹性关系

还是开头的例子，如果真发现进货进多了，除了痛骂商品主管XX以外，还得赶紧考虑清货。清货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打折，打折情况下，销量就会比正常水平有提升，这个此消彼长的关系被称为：价格弹性。经济学/财务的教材，都会假设价格弹性是一条直线，但现实中很难实现动态价格变化（价码牌不能每分钟变），因此，经常表现为阶梯式变化（如下图）：

除了降价，还有很多商品促销能让利顾客，提升销量。比如：买3件赠1件，买本品1件送赠品/小样，买满100元减30元。想要充分了解价格弹性，就得收集业务部门每次促销行动方式，用活动标签描述形式，统一折算活动优惠力度。这样通过对比，既能找出每一类活动提升效果，又能发现那些对价格很敏感的商品，一举两得。

很多公司没有统一整理活动资料，也没有建相应标签库，即使有活动复盘，也是每次活动单独做。这样就导致没法沉淀分析经验，也没法清晰商品和价格的关系。

三、商品周期性规律

还是开头的例子，我们假设每周常规销量是固定的，实际上即使没有促销活动，商品也会天然有波动。其中有2种波动是和商品本身属性密切相关的：

季节性波动：比如夏季降温、冬季保暖有一大堆相关商品
生命周期：比如时尚、科技型产品，上市时新鲜，过气了就凉了

（如下图）

这种周期性，使得销售数据不是平稳的，商品运作的节奏也有快慢区别。想要认识周期性，就得对一款商品做持续追踪，先从历史数据里总结经验：

起点在何时开始，受哪些因素影响
上升期大概有多少周，每周递增销量是XX
稳定期（没有大幅度降价）大概有多少周
拐点在XX周出现（本篇销量大跌，竞品大幅度打折）

虽然不同年份受气候、研发进度、上市计划影响，数据有波动，但大体上是有范围的。

通过历史数据分析，有了初步认识以后，就可以更细致管理：

在旺季来临之前提前铺货
上升期每次补货量更多
稳定期密切监控竞品价格/本品销量
如果商品前期表现不好，后期清货得更果断

当然，这些判断经常是商品主管们下的，到了数据分析师这里，又变成了一张孤零零的报表，很有可能是很简单每日销量。如果不认真理解商品特点，结合历史走势思考，是没法读出背后含义的。

四、商品组合策略

还是开头的例子，我们只看了一款商品，实际上即使同样品类，也会安排至少高中低3个价位的商品，以满足高中低端用户的需求，这样就形成了最简单的组合策略：价格策略。

要注意的是，价格组合，经常是和销售渠道一起考虑的。线下店铺货架数量是有限的，每一种店铺对应高中低端用户数量不一样，因此要交叉起来看才行。而且此时要考虑的，是整个店铺的销量最大化，而非单品的销量最大化。看数据的时候，一般先找标杆门店，再看标杆门店的商品组合。

线上则有另一种思路：先用低价商品，把大量用户引进来，再推高价格的商品，寻找重度用户。此时商品就有引流品/利润品区别。除此以外，还有推高客单价的搭配款，防止产品线空缺而流失用户的防御款，整个商品组合逻辑如下图所示。

这些组合逻辑，直接对应业务行动策略。作为数据分析师，得先搞清楚自己公司的商品策略是啥，才好综合评估其效益。有些公司处理得很简单粗暴，不做商品分类，也不做策略。结果就是同一个价格区间，自己都摆了好几款类似的商品；缺少专门的引流品，销售盲目打折；低价的卖得多，高价的卖不动……这些都是不做策略的代价。

五、商品固定搭配

一提到商品搭配，很多人脑子里第一时间蹦出来：啤酒与尿布。实际上即使不用数据去算，商品之间固定搭配。就像比起啤酒配尿布，啤酒配鸡爪，啤酒配花生米，啤酒配小龙虾更常见一样。

这种搭配，往往和用户需求有关，比如：

耐用品：厨房全套（燃气灶、抽油烟机、锅具）、卧室全套（床、床头柜）
快消品：酒水+小菜、火锅锅底料+蔬菜+涮肉、快乐水+薯条/零食

因此在做商品管理的时候，经常将有固定组合的品类，结合日期做联合推广。比如9月份开学季（文具、图书、衣服）、贴秋膘（食材、啤酒）、安居节（楼市素来有金九银十说法，相应的家居、家装需求），此时应该把关联品类打包，观察活动期推广效果。单独看一件商品，很难解释其同期销量波动。

以上是商品分析的基础逻辑。可以看到：一个商品编码数字背后，有很深的业务背景和固定的业务策略。作为数据分析师，如果不结合业务考虑，只是单纯的看销售数字，很难读懂数字背后含义，也没法进一步地服务。

实际上，业务部门期望数据分析师给的服务，可不是简单做这些统计，大部分商品分析需求更接近算命。比如“到底选哪一款能爆？”、“定什么价格预计利润最大”、“预测下这波活动能卖多少？”这些预测类分析，没有前文讲述的基础理解做基础，更做不出来。

专栏作家

接地气的陈老师，微信公众号：接地气学堂，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专栏作家。资深咨询顾问，在互联网，金融，快消，零售，耐用，美容等15个行业有丰富数据相关经验。

本文原创发布于人人都是产品经理。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题图来自 Unsplash，基于CC0协议。

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看2

芦苇编剧的《霸王别姬》《活着》《图雅的婚事》等电影在戛纳、柏林等国际电影节斩获大奖。图为《活着》剧照。（资料图/图）

芦苇今年72岁，从不使用社交媒体，日常联系只通过电话，多年来习惯于用纸笔写作，保持着一年写一部电影剧本的频率。

2022年10月中旬，他告别西安的亲友，经广州乘飞机去美国，这次行程除了要看望很久没见的儿子，还要为下一部剧本做资料搜集。“在美国写剧本有一个好处，就是清净，没人干扰我，不像这儿，比如有活动了，你不去也不行，都是熟人和朋友，不去让人觉得端架子，很容易给人产生误会。”

芦苇与张艺谋、吕乐、赵季平合影(从左至右)，四人作为电影编剧、导演、摄像、音乐堪称行业顶配。（受访者供图/图）

在中国的职业编剧中，很少有人像芦苇这样与影史上的三代导演都有过合作，在过去四十年间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潮起潮落。1988年，他署名编剧的第一部作品《疯狂的代价》，就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此后，《霸王别姬》《活着》《图雅的婚事》等一系列作品在戛纳、柏林等国际电影节斩获大奖。

远行前日，他的书房略显凌乱，墙上和桌面都是大大小小的绘画和摄影作品，靠墙的木板上钉着一张字条，上面是芦苇的手书：“下定决心，写好《刀客七星传》！这是完成夙愿的关键一役。全力以赴，誓不罢休。”

自2015年上映的跨国大制作电影《狼图腾》之后，芦苇的创作精力更多地花费在小成本电影上，这让他渐渐远离了资本的中心，在他看来，电影没有大小，只有好坏。

“编剧的工作不存在退休，我现在就只写我喜欢的东西，不考虑其他。”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小成本电影稿酬虽然低，但这不是钱的问题，好处是没有负担，选择自由度大。关注度高低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我只管我的剧本如何。”

1995年，芦苇与姜文(右)在西安拍摄《秦颂》期间。（受访者供图/图）

芦苇最新编剧的藏地故事《洛桑的家事》还没上映，他已经写完了武侠题材的新剧本《刀客七星传》，紧接着想把“赤脚医生”孙立哲的故事搬上银幕，反映“知青”一代人的往事。“孙立哲从北京到陕北下乡，自己学医术救了很多人。鉴于现在看病难，我就写写孙立哲，等于是一个仰望吧，我希望中国的医生都能够变成像孙立哲这样的人，中国人民就有福了。”

创作之外，芦苇的公共言论也引人注目。

2005年，在中国电影诞辰百年之际，芦苇和好友王天兵一起做了一场名为《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长大》的对话，比较尖锐地批评了包括张艺谋、贾樟柯、娄烨在内的中国导演，认为他们不懂写故事、主题混乱。他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无极》，与曾经的老朋友分道扬镳。

导演陆川的《南京！南京！》《王的盛宴》曾被芦苇狠狠批评过，2013年，他却在出席芦苇新书《电影编剧的秘密》发布会时表示：“我一度很自信，写剧本是按照商业片故事片的逻辑，拍摄时却想着颠覆，幸亏后面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遇到了芦苇，和他深聊后，感觉自己当时是不对的。”

《霸王别姬》获金棕榈奖后，导演陈凯歌(左)与芦苇合影。（受访者供图/图）

1992年，芦苇与巩俐(右)在《霸王别姬》摄影棚。（受访者供图/图）

芦苇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很大，看重电影的可看性以及社会意义，从事编剧工作三十多年，他谈电影的“类型”多过电影的“艺术”，并且认为编剧没有奥秘。在最近出版的新书《电影编剧没有秘密》里，芦苇首次披露了《霸王别姬》剧本写作的详细内幕，让部分影迷有些意外的是，这部目前唯一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华语电影的剧本，芦苇对创作的要求是一定要“类型化”，故事要好看，还要合情合理，要真实。

他说：“第一本书的书名，说电影编剧有什么‘秘密’，我不喜欢，我觉得电影编剧没有秘密，无非就是规律而已，这次出版的新书我就想要告诉大家这点。”

2022年10月9月，南方周末记者在西安采访了芦苇，彼时全年最重要的“十一”黄金档期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票房成绩，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罕见地出现整月只有五部新片上映，定档11月上映的新片只有三部的严重“片荒”。

当被问及对中国新电影的看法，他说：“中国电影剧本合格的不多，有的电影明显是剧本的问题，投资很大，费劲很大，但是基础不好。剧本就是电影的基础，这个基础不牢固，电影肯定不会精彩的。”

我的大学是在电影院里完成的

南方周末：你以前是学美术的，最初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担任的是美工，后来是如何转型成为电影编剧的？

芦苇：最开始在我的人生计划和理想里面都没有做编剧这个准备。后来接触电影，做的也是电影美术。有一天我突然醒悟到，剧本的写作也是一种造型艺术，和美术是相通的。我过去是拿色彩画画，现在是拿文字画画，道理是一样的。

我进入西影厂完全是偶然的，招工的时候告诉有这样一个单位在招人，但是工种恐怕是炊事员，我虽然不太愿意当炊事员，但是我想这个单位不错，是跟艺术有关系的，那时候根本不懂电影，只是觉得可以接触到艺术，所以就进来了。我心想哪怕是当炊事员，在这个单位总还会有机会的。结果我一天炊事员都没当，人家知道我会画画，看了我的画就说：“没问题，你去当美工吧。”

做电影美术，不可避免要接触到电影剧本，因为要根据剧本内容来决定你工作的内容。美术做得多了，就能看出剧本的问题，剧本应该怎么写，怎么写是有意思的。那时候有所谓的青年摄制组，所有的创作人员，包括美术啊，摄影啊，都要在一块开会讨论剧本，我就经常给一些剧本提意见，后来提得多了，有时候被导演用激将法说“那你写，说这个不好，那个也不好，那你自己上吧”，我也就真的自己上了。结果写出来的剧本，他们也觉得真是比原来的要好，这也给了我一个信心，原来剧本是可以写好的。

南方周末：你最早署名编剧的作品是周晓文导演的《疯狂的代价》吧，这部片子在当年很轰动，是1988年的票房冠军，但这并不是你第一次参与编剧工作？

芦苇：第一部是《他们正年轻》，但是没通过，当时吴天明当厂长，他知道我会写剧本，就比较注意我。后来我又写了《最后的疯狂》，那个电影还有点反响，当年卖了很多钱，再后来我又写了《疯狂的代价》，这时候我就署名编剧了，吴天明非常扶持我，对我说：“你想当编剧我调你去文学部，你想当导演我调你到导演组，想干什么你说，我支持你。”我当时听了这话之后，觉得厂长这样厚待我，心里对他是非常感谢的，我说我还是写剧本吧。

南方周末：为什么在编剧和导演的选择当中选择了编剧，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芦苇：我对编剧还是比较懂的，可是导演我不懂。我觉得编剧是设计师，导演是施工的工程师。经常会出现工程师看不懂设计师的创意，他就会改你的图纸，把图纸改到他的意思，所以最终的成品可能和设计师想象的不同。

我做过导演，拍过一部戏叫《西夏路迢迢》，当年还得了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国际上也得了几个奖。但是我不认为我是好导演，我的导演业务不行。天性不适合当导演，很不喜欢指挥人。

南方周末：这几年，随着电影行业的进步，编剧的重要性也慢慢凸显了，除了高校开设的编剧专业，社会上也开始有了编剧班，在你年轻的时候，却几乎没有专门的地方学习编剧，你是如何自我提升的？

芦苇：就是看电影，电影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像理工科的知识，最好是受到系统的训练。电影是一个很直观的艺术，通过看电影就可能学会，通过分析和研究，就可以成为内行，不需要怎么学。我别说上什么电影专科学院了，连正常的教育都不完整，初二就下乡去宝鸡的山村里当农民了。

我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父亲在西安人民大厦工作，那是一个做接待工作的单位，他是汽车队的队长，负责接待一些外国专家和高级干部，所以我很早就有机会看一些外国电影，比如《静静的顿河》《卡比利亚之夜》《偷自行车的人》……其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院线还是相对丰富的，直到1960年代中期，“文革”要开始了，电影才开始“一刀切”，到“文革”后期，才开始有一些朝鲜电影进来。

在我做电影的时候，看电影还是很困难，到了1980年之后才慢慢好转，逐步有了一些外国电影进来，那时候学电影就变得容易了。除了西影厂工作的便利可以看到一些电影，北京已经开始举办美国电影周、西班牙电影周之类的活动了，那时候一张票大约是两毛五分钱，但是没有关系买不到，只能买黑市票，有的电影票能炒到十元，当时的工资很低，只有三十六元，但特别想看的还是要看。

我印象深刻的电影很多，比如《巴顿将军》《黑神驹》《猜猜谁来吃晚餐》《原野奇侠》等等，当时要从西安坐火车去北京，没有多余的钱住旅馆，就找到一个朋友家安顿下来，然后天天去买黑市票。巴拉德导演的《黑神驹》讲的是一个孩子和一匹黑色的马之间的友谊，我非常喜欢，一口气看了五遍。那时候看电影，主要是学习电影的画面感，把心得都记下来，对电影的构成建立理解，我的大学是在电影院里完成的。

南方周末：阅读在你的职业生涯里同样重要，在特殊年代你参加了读书会，当时的时代氛围是什么样的？

芦苇：1973年，我们开始组织一个读书小组，算是一个读书会吧，有十多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的条件就是要有一定的学养，对理论感兴趣。

我们没有组织形式，没有名称，就是以朋友聚会的名义进行一种学习交流。

我们读的都是理论书，比如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拿它作为提纲，我们一章一章地讨论它，再把每个人对它的见解发挥一下。这本书在当时是一本正统的书籍，用这本书来学习是没有危险的。“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提倡要学习理论，还指定了几本马列的经典著作，我们都系统读过，比如《资本论》的导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共产党宣言》，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对社会局势有了自己的思考，感觉马上要发生一些改变，只是不知道这种改变会朝向哪里，就想要靠阅读搞清楚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学习的动力。

南方周末：当时想要弄清楚一些困惑，你对自己的未来又是如何判断的？

芦苇：我光知道我有爱好，认为一定要努力实现自己的追求，但是到底怎么实现其实没有想法。我当时就是一边读书，一边学艺术。为了找书，我还去各个大学的图书馆偷书，后来被发现了，在派出所关了三天，好在我们的运气比较好，那个所长很善待我，总觉得偷书的孩子是因为爱看书，让我写个保证就回家了。

我们那时候是一个信息贫乏的时代，极度封锁的时代，任何信息都没有。今天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两者都不正常，一种处于饥饿状态，一种是吃得太饱了。

写《霸王别姬》的电影剧本，芦苇前前后后用了一年多，其中大部分时间在做各种调研。图为该片剧照。（资料图/图）

不能把《霸王别姬》写成纯艺术片

南方周末：回到《电影编剧没有秘密》这本书，你似乎对好莱坞电影格外推崇，是因为1980年代你主要观看的是美国电影吗？

芦苇：各国都有，但是不可否认，好莱坞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而且美国电影是很好的学习对象，因为他们的电影构成最清楚。这可能也是美国人的特点，比较朴实和直接。学习之后就是实战，写剧本就是一本写完再写一本，不断地朝新的目标迈进。

南方周末：你反复强调《霸王别姬》要写成类型片，这和它的巨大投资有关系吗？你在书里谈到这部电影的时候还强调剧本是给导演和投资人看的，越简洁越好。

芦苇：编剧要根据成本来进行创作，一定要这样，因为我是搞专业的，《霸王别姬》的投资在当时来说是很大的一笔钱，我觉得不能把它写成一部纯艺术片。我记得从我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吴天明就告诉我，某个戏的成本是多少，别给写超了。后来陈可辛找我改编哈金的《等待》，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投资多少，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后来他说上不封顶，我才放开写，虽然故事是小故事，但我的背景是大场景。

南方周末：《霸王别姬》也是小说改编的，你在这本书和王天兵分析了小说和剧本的差别，还认为原著小说是二流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

芦苇：我不认为这是一部经典小说，就是一部普通意义上的市井言情小说，陈凯歌曾经给我来了一封信，谈到他希望我们把小说的文本重新来一遍。原著作者后来是在电影的基础上又重新出了一版小说，即使这样，电影和小说的很多地方还是不一样，结尾就有很大的不同，很多人物也都是我们新加进去的。

南方周末：小说里的程蝶衣和段小楼最后在香港相逢，但你的结尾是程蝶衣自刎，为什么要这么改？

芦苇：这恐怕和很多京剧艺人的遭遇有关系，我希望《霸王别姬》这个电影每个细节和情景都有出处。比如袁四爷这个人物，电影里最后枪毙他的时候，他迈着戏步向刑场，那是武汉枪毙一个姓高的“戏霸”的时候的真事。程蝶衣被批斗的戏来自“文革”的时候，文艺界人士在北京国子监游街的往事。

南方周末：这个剧本前后筹备了多久？你对成片满意吗？

芦苇：写的时间并不算长，主要是调研，前前后后一年多。调研要到处跑，要去北方昆剧院的资料室，也要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还要去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再就是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我当时在图书馆旁的旅馆租了一间房子，每天晚上都去泡图书馆，拿个本子去抄资料。

电影最后拍得很好，要说遗憾就是一些细节还是可以继续推敲，可以做一点学术研究，还有就是一部分表演可以更好，比如老太监最后的表现，我也觉得太装了，对这个角色的理解不对，当然这都动摇不了最后的成色。

芦苇(左一)、葛优(中)和老腔艺人在《活着》片场。（受访者供图/图）

南方周末：《活着》改编自余华的代表作，你觉得和《霸王别姬》比哪个难度更大？

芦苇：《活着》的难度大，因为这篇小说写得很好，所以不好轻易改动，改动的时候心存忌惮。在写《霸王别姬》的时候，我的精神是自由的，内心觉得就应该根据我的来，小说不对；但改编《活着》，我就想尽量地不要动小说，当然该动还是得动，毕竟是两个载体。比如《活着》的小说里福贵的儿子是抽血抽死的，现实中这也太罕见了，观众接受有问题，下笔有点狠，超出了我们的生活经验，我就改成了出车祸。

南方周末：从结尾看，《活着》最后给了人一些希望，不像原著那么残酷，好像也比《霸王别姬》显得温情一点？

芦苇：这部电影讲的是家庭生活，风格有点不一样，但两者的品质是一样的。我应该是写完《霸王别姬》不久就写了《活着》。缘起是我之前和张艺谋合作了一个关于陕西皮影戏的电影，他还去采了外景，后来他看了《活着》，又和我说先做这个吧。我也喜欢这篇小说，就答应了。

我当时拍了一个关于陕西老艺人演出皮影戏的纪录片，张艺谋很喜欢，觉得特别有魅力，当时他在我家看的片子，很兴奋，当晚就住在我家，我们聊了一夜，说一定要把皮影戏放到银幕上，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元素放进了《活着》。

让他成为一个活着的人

南方周末：你觉得那个时期算不算中国电影比较好的时候？

芦苇：当然是，一个是政策相对而言比较宽松，再一个影人也非常有奋斗的精神。大家愿意团结起来拍个好电影，那时候个人的诉求好像都没有了，只是想把电影拍好。名利心比较弱，电影也没有开始市场化。

《霸王别姬》拍完之后，陈凯歌就叫我到北京去，我就去了，他说他成立了一家公司。我对这个事是有点怀疑的，因为成立公司的话，动机就不一定那么单纯了，你就有压力，不像在体制内。我说了一句话他可能没听懂，我说“你搞公司我不以为然，我觉得你要受累”，其实就是指这样的话搞艺术就不那么纯粹了。

当然这之后我也是愿意和他继续合作的，紧跟着他要拍《风月》，找我来做编剧，我一看是上海“拆白党”题材，那我就去上海做调研，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去上海文史研究馆看了资料之后，发现历史上没有“拆白党”，所以我就不愿意写这个剧本。只有我相信才能写出来剧本，不相信就没办法写，我和陈凯歌说了之后，他问我能不能虚构，我说这我不行。

另外当时我劝他，《霸王别姬》已经成功了，下面能不能拍一个小投资的、但是我们又很想拍的电影，可是他还是拍了《风月》，虽然基本上是《霸王别姬》的原班人马，但是票房很失败。

南方周末：你还批评过第五代导演不会写剧本吧？

芦苇：我是说他们不太会讲故事，他们对戏剧性比较陌生，在学校学习的都是艺术品，崇尚的也是艺术品，没有对情节下过功夫，电影学院似乎也不太重视情节，强调艺术家风格和艺术家性格。

南方周末：很多导演拍出过杰作，但后来的作品却越发让人失望，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芦苇:这很正常，比如运动员状态好的时候可能创造世界纪录，状态不好的时候，也就是一般的水平，也要面对失败，面对被淘汰的结果，电影人也一样。

南方周末：你和很多导演都会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比如《赤壁》《白鹿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芦苇：我没有和吴宇森不愉快，他和制片方一块找到我写一个赤壁的故事。后来我写的剧本他没用，他用了他爱人的剧本，我就把我的版本出书了。主要我和他对《赤壁》的理解不一样，我觉得赤壁是战场，是斗争，他觉得主题是和平。

拍《白鹿原》我和导演闹得很不愉快，他不理解《白鹿原》的主题，认为是人和土地的关系，但我觉得这本书说的是父与子的斗争，是两代人的冲突。何况他的关注点也不在电影，因此有人说这个版本的《白鹿原》就是“田小娥传”。

南方周末：有没有哪个剧本是你写了还没拍，拍不了会觉得遗憾的？

芦苇：刚写完一个剧本，关于河套地区历史的，是一个清朝刀客的故事，叫《刀客七星传》。我一直对武侠片情有独钟，也很喜欢河套民歌，我就想做一部会唱歌的武侠片。

南方周末：你对新片一直保持关注，之前也经常点评一些新电影，你对最近上映的国产片有何看法？

芦苇：拍上海的《爱情神话》还是不错的，但也有它的问题。比如三个女性角色都太漂亮，不像是市井之辈，一看就是电影（人物）；还有男主角的形象有问题，是个老好人，太概念化了，有点简单。以我对老好人的理解来说，他们可不那么简单。这些削弱了这部电影的戏剧力，但是这个故事很好。

南方周末：你在塑造电影人物的时候，如何让角色更加令人信服？

芦苇：你要理解他，把人物放到一个生活的场景里面去。不要概念化，不要简单化，不要扁平化，让他成为一个活着的人，一个有情感、有灵魂、有情感诉求的人。我们拍英雄人物的时候往往会有误区，英雄人物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真善美，只有真才能善，才能美，一些电影老是让人不信服，就是不真，这类电影不能找马屁精来拍。

南方周末：这几年主旋律电影再度成为一种重要的电影现象，你会写主旋律电影吗？

芦苇：会啊，我写过两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里，也有主旋律，就是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这是苏维埃主旋律，后来被视为蒙太奇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我一直不服气，其实我父母都是老八路解放军，我认为主旋律是可以拍好的，我自己写的两部可惜没有拍，将来有机会我还是想拍。

南方周末：近来的电影里，你似乎很看好《我不是药神》，原因是什么呢？

芦苇：它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看病难是全社会的共同心声，刚好这个电影把这个问题揭示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它有社会意义。从艺术的角度，这部电影还可以继续推敲，但这部电影有不凡的意义。好的电影，比如《乌鸦与麻雀》《小城之春》都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南方周末记者余雅琴

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看3

仰望星空约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每天绕地球飞行16圈你想看清它的“身形”吗？

这组从地面上拍摄的中国空间站“天宫”动态图像记录下中国空间站建设从“一”型到“L”型再到“T”型的构型变化完整过程。无数网友看后表示热血沸腾。

该图像出自抖音和西瓜视频创作人刘博洋之手。今年8月，他利用自己开发的光学识别跟踪程序，拍摄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最清晰的“土”字型中国空间站影像。他制作的另一支空间站科普视频，则获得了西瓜视频“金秒奖”年度最佳科学类科普中视频。

刘博洋从北京大学天文学系毕业后，在西澳大学国际射电天文研究中心取得了天体物理博士学位，不过之后，他没有进入科研单位，而是成了一名科普创作者。刘博洋说：“知道宇宙是什么样，然后去活一辈子，与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然后浑浑噩噩地活着，截然不同。”

做科研还是做科普？

刘博洋最早对天文学感兴趣，还是三四岁时的事。他1990年出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1岁时便跟随父母到了包头生活。父母注重家庭教育，给他买了不少科普童书，于是三岁时他就做过一个太阳挡住月亮的梦，四岁时他在黑白电视机上看到彗星撞木星的预告，就让母亲半夜叫他起来看。那次撞击发生在木星的背面，人的肉眼不可能捕获，但这件事却让刘博洋记了很久——在有据可查的记忆中，这是好奇心的开始。

高中加入天文社，他原先模模糊糊的探索欲开始了有具体知识的支撑。那时他已经转学到呼和浩特，学校强调素质教育，他得以有机会跟随市级的天文协会一同到野外观测。在呼市的郊外，刘博洋第一次用双筒望远镜看到了银河。“真的就像一条深深浅浅的溪流，有的地方亮一些，有的暗一些，而且有像绒毛一样细腻的质感，它们都是很遥远的恒星啊，看到它们那一瞬间，你的眼睛里充盈了无数的细节。”

2007年，刘博洋考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学系。出于从高中起就对天文社团建立的情怀，刘博洋加入北大天文社“青年天文学会”，开始面向校内外同学做科普。之后，刘博洋先是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学习，接着他又被博士导师、“中国天眼”项目首席科学家李菂教授推荐到西澳深造。

西澳地广人稀，大部分都是无人区，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阵列正在这里建设，不受光污染影响的星空也让刘博洋时常能带上照相机去野外拍摄星空与天体。在这一时期，他对摄影的兴趣被激发了出来，而与此同时，国内各大知识分享平台陆续出现，借由这些一手素材，刘博洋也开始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2020年8月底，刘博洋提交博士论文后回国。此时的他做科普，得到了不少人认可。刘博洋说，“天文界大家都觉得需要我继续多做科普工作，将最新的科学进展传播出去。”

抖音上的硬核天文知识

今年3月，刘博洋正式开始做抖音和西瓜视频账号。他将自己称为天文老博士，同时将自己的内容戏称为“天文八卦学”。

“最远的星星距离我们有多远？”“中国天眼怎么找外星信号？”“上天拍的月亮怎么这么扁？”刘博洋的账号里，既有这些“平易近人”的知识点，也有不少对天文学最新研究的解读。“中国天眼”有了新发现，清华大学物理系在《自然》天文子刊上发表了关于银河系恒星动态变化的论文，他都会用自己的语言再解释一遍。

对于刘博洋而言，这样的“翻译”就好比给普通人建造通往外太空的台阶，而科普的痛点与难点都在于这台阶的密度与高度不容易把握。“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要补太多台阶了。如果补得很细，观众很容易陷入到庞大的技术细节里，但如果补得太稀疏，观众和你讲的内容就会有鸿沟，所以这两者怎么平衡是很多科普创作者需要学习的。”

讲解清华大学物理系观测到的银河系恒星动态变化时，刘博洋认为观众需要了解的侧重点不在于恒星演化的物理机制，而更在于当代天文学的一些研究方向与方法，于是他就将清华团队通过较高帧率记录星空变化的过程比喻为了“拍电影”。他希望能通过这种比喻将一件很抽象的事拉回到现实中，虽然这样的取舍会带来一定的知识的损耗，但这的确已经是目前能找到的较好的兼容办法。

在抖音和西瓜视频上，刘博洋借助的另一个工具是影像。他不仅会像真人秀那样记录自己拍摄的过程，也会将自己拍摄的成果当作素材。“很多东西虽然存在，但别人没看到，那对别人来说就是不存在的。如果你拍摄到了、呈现出来了，做科普的时候就有了更多选择去决定讲一个怎样的故事。”

这两年，除了拍摄天文现象和火箭发射，刘博洋也萌生了记录中国空间站成长的想法。中国空间站又名天宫空间站，是人类自1986年的和平号空间站和1998年的国际空间站之后建造的第三座大型在轨空间实验平台。建设期间，中国发射多艘神舟载人飞船、货运飞船及实验舱、核心舱与之对接，刘博洋不仅想见证这些时刻，也希望能在地面记录下这些历史瞬间。

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但这样的追逐又恰恰是刘博洋想传递给其它天文爱好者与普通观众的——我们不是宇宙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

在抖音点亮更多人兴趣

如今回忆，那的确是一段“爆肝”的旅程。

自3月18日决定自主开发程序起，刘博洋便开始了没日没夜写程序的日子：熬夜到早上五六点，中午起床后调试设备，傍晚空间站过境时去户外实测，晚上继续熬夜修改。如是十多天。经历多次失败、反复修正之后，4月20日凌晨四点，当中国空间站以每秒8公里的速度穿过河北衡水郊外的长空时，刘博洋终于拍到了清晰的画面。

这件事得到了很多赞美，不过也有一些人误以为这是刘博洋“烧钱”砸出来的成果。关于这一点，刘博洋特地录了个视频解释——市场售价四万三的望远镜是向朋友借的，单反相机是以每天150元的价格租的，游戏摇杆是高中同学送的，控制整个系统的电脑还是十年前买的，总之，“没怎么花钱”。

这些细节，就像一个个微型纪录片储存在刘博洋的账号上：电脑在最关键时刻死机，他会懊恼，抓住不可复制的瞬间拍下了画面，他会挥拳庆祝……沮丧与狂喜构成了一个真实的人，而这也是刘博洋希望观众看到的，不仅有最终结果，也有天文人的情感。“如果只发一张图片或者一个视频，那观众会觉得你和科研机构一样高高在上，而如果他看到一个普通人通过信念与努力、通过日常的设备就能接近宇宙，那是不是就会更有共鸣、更愿意接近天文学呢？”

在刘博洋眼中，天文学从来就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科，恰恰相反，它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世界观的革命，都是天文学带来的。我们知道了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知道了太阳系以外还有银河系，而银河系也不是宇宙的中心……是这些认知让我们不断确认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不断刷新了我们的基本知识库，这是文明化的标志，也是推动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