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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从政有什么不同
刘建雄07692022-11-11【美食美味】人已围观
浅析中国古代官场,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刘建雄0769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大夫从政有什么不同1
刘建雄--2022.9.22--
中国古代官场的顶层设计
中国古代特别是步入封建社会后，其官场设计均受儒家和法家两家思想的指导。中央针对各级官吏，地方行政机构的管理、控制，尤其受到法家“术”派思想的指导。目的只有一个，加强中央集权。（有关法家“术”派思想，参考链接）
法家“术”派：古代官场顶层设计者
中国古代行政制度概略
1.奴隶社会时期，实行封国建藩，诸侯虽是具有地方长官，但保留相对的独立性。一句话，权力结构比较松散。
2.封建社会时期，中央集权的官场建设得于不断完善。表现为中央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上，地方权力集中到中央各机构。中央政府设置宰辅、宰相、负责不同方面的政务机构。上上下下建立了系统且完备的官吏选拔和管理的举措。地方行政机构经历过2级、4级，5级的分层设计演化（如下图）。这样的分层设计，一方面分割了地方权力，另一方面使地方权力相互制约（体现权术理念）。一句话，中央集权得以空前加强。
二级、四级、五级行政机构级别划分史
古代中央机构设计概略
三省六部制源于隋朝，完善于唐朝。
“三省”分属于决策层，执行层和审议层（如下图），下面讲六部分工：
吏部：管人事，主管全车文职官吏任免、选拔、升降、调动、考查、封勋。
户部：抓经济，主管户籍、田地、货币、税收、官吏工资等。
礼部：抓教育、外交，主管朝庭庆典，科举考试，外宾接待。
兵部：抓国防，主管全国武职官员、练兵、武器、驿站等与军队相关业务。
刑部：抓立法司法执法。
工部：抓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建设。
“三省六部”制机构
中国古代官员提拔制度
1.举荐 依州县定名额，地方官推荐人选方式 选拔官员。自汉代就开始盛行;
2.招聘 朝廷专门招聘精通某种学问、技艺的人才。如精通《论语》《尚书》的专门人才;
3.特招 朝廷有时为专门办一件事而招聘，完事后就解聘（类似临时工）;
4.征制 皇帝招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任要职，这种选拔亦称“征君”;
5.辟制 中央级别的官僚或地方官吏向朝廷举荐其手下在职贤人; (4和5选拔方式隋朝时废除)。
6.孝廉举荐 指每年每郡州在其所属吏民中推荐孝道和清廉人士各一位当地方官。孝廉举荐这种方式是士大夫（相当于现在学者型官员）从政的主要途径。明清时称这类人为“举人”。
7.科举制 源于隋朝，完善于唐朝。指朝廷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封建王朝选拔官员的主要的方法。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
古时科举考试现场
中国古代封爵制度概略
爵位定义
古代帝王对有血缘关系的亲族或功臣授予的一种称号。它和社会地位及享受物质利益多少直接划等号（分田地房屋等）。这点类似西方所讲的爵位。
爵位制度演化
奴隶社会商、周时期：封爵就是分封诸侯;
春秋战国时期：依照对国家贡献的大小来封爵位;
秦朝时：将战场立功大小与爵位、享受待遇关联，即设立军功爵位;
汉朝时：有2类封爵，一是皇亲国戚封为王、侯;二是功臣封为爵。2类封爵制延用至元朝前
元朝时：凡宗室、附马通称为诸王;
明朝时：皇子为亲王，亲王之子为郡王。爵位设公、侯、伯三种级别；
清朝时：封爵制更复杂。宗室、爵位均设十等组。甚至连皇帝的妃嫔，功臣的母亲、妻子都封爵。
古代封爵制度，可以看成是国家利益再分配，在笼络权贵、人心同时，还激励功臣效忠皇帝，为国家服务。
官阶等级示意图（源自网络）
大夫从政有什么不同2
为官从政是一个大考场，身处其中得经常面临各种各样的考试，考题五花八门，既有填空题，又有选择题，更有必答题。笔者之前列过十道题，加上下列十题，可谓考卷的上下篇，得拿出智慧和勇气来，用心审题、用力解题、用功做题，交上合格满意的答卷。
一是实与虚
万物“实”为要、万事“实”为贵。我们强调并崇尚工作中要多务实，讲实干、求实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强调并崇尚生活中多一些实在，说实在话、做实在事、当实在人，把实实在在当作为官从政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实的背面则为虚。我们反对搞虚的那一套，反对搞避实就虚、偷奸耍滑的东西，推崇不图虚名、不说虚话。虚往往是注水的家伙，有时甚至是掺假的东西。虚常常与“浮空飘夸”联系在一起，还是离虚远一些好。当然，实与虚是物质存在的两种形式。如果说，有时虚是指务虚的话，那么适时适当地务务虚，让心静下来，整理一下思绪，作一些思考和总结，这种虚实结合、以虚带实、以实托虚是必要的，也是有好处的。
二是热与冷
人都会有忽热忽冷的时候和经历。有的人或许“步步高升”、一再提拔，或许位高权重、身处重要部门或重要岗位；有的人头顶各种各样的光环，被媒体闪光灯追逐，前呼后拥、炙手可热；等等。“热”的时候会前呼后拥、众星捧月，“出门有车等着、走路有人跟着、吃饭有人陪着”，到处都是鲜花和掌声，倘若把握不住、掌控不好，就会飘飘然、昏昏然，忘乎所以、自以为是，甚至逐渐膨胀嚣张起来。然而，事物发展总是有高有低，呈波浪式曲线状，人不可能一直或一辈子“热”着。有的人走着走着或许徘徊停滞起来，有的人或被旁落、遭冷遇，到了边缘部门，去了冷门岗位；有的人从忙得不亦乐乎，一下子变成闲得心里发慌，从事务缠身到无所事事，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坐了趟过山车，好比一脚踩空了似的，不适者有之，失落者有之，自怨自艾、自暴自弃者亦有之。热与冷好比山巅与谷底，都是一种考验，经得住热，受得了冷，既能顺利“登顶”，又能安全“下山”，靠得不仅是云淡风轻的心态，更是冷热不惧的能力。
三是贫与富
为官从政要有安贫乐道的境界、胸襟和情怀。封建士大夫尚且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价值追求，党的干部更应该有一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贫富观和苦乐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党的干部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不能也不应该只顾自己富起来，更应该带领群众富起来。倘若把自己富起来看得过重过多，“动作”就会走形变样，就会不惜动用手中的资源去搞权力寻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当官不可发财、发财就别当官，当干部就意味着一种奉献和牺牲。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乃大丈夫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挡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则初心不忘、使命不辱。
四是美与丑
美的就是美的，丑的就是丑的，这本来是黑白分明、一目了然的事，可有的人就是黑白颠倒、美丑不分，甚至以丑为美、以丑为香。比如，贪污腐化是极丑的行为，可有的人却浑然不知，深陷其中却乐此不疲；又比如，耍特权是老百姓厌恶痛恨的事，可有的人却沾沾自喜、感觉舒服，不但自己耍，而且家里人跟着一起耍；再比如，欺上瞒下、偷奸耍滑、阿谀奉承、见利忘义等等，都是人性中的丑陋，可有些人却不以为然，反而觉得是自己有本事、会来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对于美与丑，首先得分得清、辨得明，切不可把美的当作丑的，把丑的又当作美的；其次得亲近美的事物，远离丑陋的东西。
五是权与法
权大还是法大，这本来也是非常清楚的问题。可在现实中，有的人要么不明白，要么揣着明白装糊涂，干出一些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或权大于法、权高于法的事情来。有的碰到事情总是有意无意搞“我说了算”，“长官意志”代替“法官意志”，有的自觉不自觉地总是“第一时间”想到找人摆平，这个“人”说到底就是说话管用的权力，习惯于靠“人治裁量”而不是靠“法治力量”，相信一纸手谕甚至一个电话、一声招呼胜过一纸裁决。“摆平就是水平”成了不少人欣赏和推崇的价值标准，一些普通百姓也养成了“信访”而不“信法”的思维定式。时至今日，权大于法或以权代法的现象必须也应该改变过来。所有的权力都要在宪法下行动，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运行，受法律法规的约束，这才是正道、大道，也是为官从政务必恪守的基本规则。
六是情与理
有人说，我们是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说话办事都得讲情重情，给个面子；还有人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于是把讲情重情视为天经地义，推上很高的位置。当情与理摆在面前尤其是发生冲突的时候，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等成了挥之不去、纠缠不清、摆脱不了的羁绊和束缚，明摆的一些道理也好、规则也罢，很容易妥协退让、败下阵来。人们似乎最怕被人戳脊梁骨说，这个人无情无义、不讲良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情与理的天平上，个人的私情永远是小道理、软道理，小道理、软道理始终要服从于大道理、硬道理，千万别被所谓的七情六欲所惑，也别让私情遮蔽了双眼。即便是至爱亲朋之间，也要既亲又清，大是大非有原则，大道大理有方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理高于情、重于情和大于情，做到入情入理、合情合理、寓情于理。
七是学与思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是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只有把乐学、好学、善学与苦思、勤思、善思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日异其能，岁增其智”。西汉文学家刘向说：“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学习永远在路上，也永远无早晚。然而，倘若只为学习而学习，因学习而学习，学不会思、学不能用，这是白学、瞎学和乱学。同样的道理，思是建立在学之基础上的，是学的一种升华，思从学中来，学因思而贵。得经常联系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联系大局、大势和大事学深悟透，这样的学才有质量，这样的思才有方向。学习是一种能力，思考则是这种能力的又一次飞跃。如果说，学习是开花，思考则是结果。
八是知与行
知，乃知识、认识；行，乃践行、实践。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认识正确与否，来源于实践；认识有用与否，在于指导实践。现实中，知归知、行归行，知行割裂、知行不一和知易行难的现象不少，导致说归说、做归做，台上他说、台下说他。有道是：“知而行之则善，知而不行则耻，不知而不行则庸，不知而行则可怕。”人得先“知”，它好比人的双眼和两耳，而“行”就像是双脚，人们靠眼靠耳去看去听，靠脚去走去到达。古代先贤常说，“三思而后行”“未知事实，不可虚行”“行焉，可以得知之效；知焉，未可得行之效”，等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为官从政要善于不断获取理论知识，更要善于把获得的理论知识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做到知行统一、学以致用。
九是亲与疏
对于为官从政者而言，有人亲近你，有人疏远你，这是常有之事，你该怎么看、怎么办，这里面蕴含着很大的学问和技巧。对于亲近你的人，要去作具体分析，究竟是什么人亲近你，为什么亲近你？“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特别亲近你的人，大多“欲有求于我也”，或为名或为利，故当“度之”，也就是保持和把握好一个度，即便是纯粹的感情也得有分寸，这样既可避“结小圈子”“成小团伙”之嫌，又可避“权去则弃、势去则倾、利尽则散”之尴尬。一方面要去“疏亲者”，另一方面又得注意去“亲疏者”，也就是要具体分析是什么人有意疏远你、为什么疏远你，特别是那些曾经亲近却突然疏远你的人，要走近他们，建立起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同志式关系，这样的同志式关系才可能行稳致远。避免亲亲疏疏是为官从政者必须战胜的坎。
十是俭与奢
简朴节俭是为官从政者的一种美德和操守，而奢侈浪费则是彻头彻尾的堕落和可耻。“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离不开节俭。诸葛亮倡导“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朱子告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也”；等等。老祖宗的这些告诫，当常常叩击我们的心灵。“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每个为官从政者从一开始就要堵住“奢”的洞口，形成“俭”的习惯，把节俭作为立身之本，视奢靡为堕落之源，将崇俭拒奢这道题答对做好。
大夫从政有什么不同3
时代周报记者 杨凯奇 发自广州
2016年年底，岳阳市委常委、副市长胡小闽主持了一场签约仪式。在这场签约仪式上，建行岳阳市分行携手工商联，扶持245家民企共输血10.3亿元。至此，胡小闽“空降”湖南已近半年。“我本来就是湖北人，挺能吃辣的”，去年11月，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她笑称，在生活上没有什么不适应，“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熟悉当地的情况”。
胡小闽原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任稽核评价部副总经理，司局级干部。2016年7月，她被调动至岳阳市挂职。公开资料显示，她的分工是协助市长负责重大项目建设。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她此次挂职，肩负着为岳阳市完善金融工作的使命。
近几年，不论职位大小、官位高低，如胡小闽般从金融机构大步迈入政府机关的人士日益增多。2015年，原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出任吉林省长，2016年10月接替赴天津任职的李鸿忠，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履职满月后，曾在世界银行总部工作的童道驰来到湖北，担任省委副书记。
亦有栖身学界的金融人士迈入政界。2015年10月，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成为央行现任行领导中最年轻的一位。陈雨露是人大财政金融系金融专业出身，留校后，从财政金融学院讲师一路升至院长、校长，是不折不扣的金融专家。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金融人士向政界转型，应与2014年7月中办印发《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有关。该文件提出，应注重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金融工作，2015年7月，他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指出：“要改善金融服务，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管道。”在中国经济寻求新动能、金融仍然面临多发性风险的当下，金融人才担纲政府要职，构建政府金融人才体系，已成大势所趋。
优势：学历和经验
随着专家型官员愈来愈受重视，为实体经济输血的金融业人士被看做进军政界的热门人选。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背景人士从政的优势在于：“从素质上说，学金融的人，普遍学历亮眼；另外，在金融机构做得久了，宏观意识、效率效益意识、财务意识方面，都会比较内行一点，比起从纯粹公务员系统一级一级培养出的官员，在知识结构上有自己的优势”。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则对时代周报记者总结分析，近段时间金融机构人事调整的一个明显现象是，60后的中青年金融干部逐渐担当要职，而高学历正是许多60后金融干部的标重要签之一，“金融是一个相对专业化的领域，需要科班出身的人来操作”。
高学历金融人才近年来受到地方政府的热捧，尤其是在金融体系欠完善的中西部地区。2015年4月，湖南省委组织部向15家中央级金融单位发出了人才邀请函，希望引进中央高端金融人才，带动建立地方金融人才体系，倒逼湖南金融改革。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相关负责人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当时我们也提了一些‘特殊’要求，希望人才最好是来自中央金融单位总部的骨干力量，并且是有丰富金融管理经验的人才”。
15家金融单位最后选出18名挂职干部，并将名单交给湖南省委。从这份名单上看，具有硕士学位的12人，博士学位的2人，有高级职称的6人。胡小闽正是这18名挂职干部的一员，正全力协助湖南的金融改革事业。
胡小闽1974年出生，以硕士身份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拥有会计师资格证。调动到岳阳挂职前，已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工作了15年。学历和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成为她到岳阳主持金改的重要凭借。
跨入政界的金融人士普遍被寄望发挥金融专长，打开当地金融事业的新局。曾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的阎庆民在担任天津副市长后，兼任天津自贸区管委会第一副主任，其工作分工为统筹协调自贸区内金融创新及税收管理体制改革。截至2016年9月末，天津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从10年前的4.1%，提升到现在的9.4%。2015年，由央行发布的天津自贸区金改30条，被视为对天津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创新作出了更大力度的开放。
“特朗普的用人，财政部长是高盛的，不少部长都是企业家、金融家，这是一个启示，中国的政府机构能不能从企业家、金融家里找一些人？”黄剑辉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经济金融本身是不可分割的，金融界服务的是实体经济，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金融界人士能有一部分被吸收进政府部门的话，（政府官员）背景就更多元。”
短板：实际管理经验欠缺
2016年下半年，胡小闽相当忙碌。7月11日，初到岳阳的胡小闽便受岳阳市委书记、市长委托，前往岳阳下属的三个县级单位，看望慰问防汛抗洪一线的武警官兵。10月26日，她先后来到岳阳市区的6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就金融发展情况、抓好第四季度金融工作，进一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进行调研。
“我之前的工作只关乎金融，更专一。相比之下，地方工作面广了许多。”她向时代周报记者感慨，“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黄剑辉表示，在学历上，金融人士相比一些从基层提拔起的官员，确实有一定优势，“但短板也是存在的，就是不够接地气。”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亦表示，相比地方干部，从中央到地方、从金融机构到政府机关的干部，优势是“对政策的把握能力高”，能够更好地向地方传递宏观政策，但同时普遍欠缺实际的管理经验。
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胡小闵正在“补课”岳阳当地的政经情况。直到去年10月份，她才开始正式接手岳阳的金融工作，此前一直在忙于地方重点工程的推进。对比岳阳市的金融工作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工作，她感到差异明显：“金融的许多问题，在中央的研究会更加宏观，而地方则更具体。比如保险、投资，岳阳都处于草创阶段，应该怎么落地，值得深思。”
“金融机构是比较专业的，是条状治理。地方官是面上的，是块状治理。”黄剑辉认为，金融人士担任地方官员，意味着要由专业化治理转变为政府的分散性治理，比如征地、灾害、舆情等等，头绪很多。“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竹立家则认为，在政府机关的实际工作经验，将帮助金融人士“补上这一课”，成为他们日后晋升的重要资历。
黄剑辉身边亦有一些朋友从金融机构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他观察后得出一个结论：金融机构是一种文化，政府部门是另一种文化。学金融出身的干部需要适应这种文化。“比如，金融机构的领导每年都要做述职报告，要接受考评。政府则只作《政府工作报告》，各个部门的领导不用人人都述职。一些金融机构出身的干部可能也想引入金融机构的考评机制。”
黄剑辉认为，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金融机构的干部到政府机关后，隐形的条条框框多了，工资却比以前少了。“现在我们的机制是约束有加，激励不足，应该吸收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效机制。一个政府部门，今年工作做得好了，比如河北的雾霾就降了一个水平，可以适当给予主管部门一些现金奖励，这样能提高政府部门作为的积极性。”
对接地方需要
招徕胡小闵等一批来湘的“金融干将”，源于湖南对自身金融体系孱弱的痛切认识。
2015年公布的湖南省“十三五”规划指出，“金融服务业仍然是发展短板”。数据显示，2014年，湖南省的GDP全国总量排名第10，其中，金融业占比只有3.5%，而全国的平均水平为7.3%，相差一倍有余。湖南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湖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存在脱节。
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的相关负责人曾向时代周报记者坦言，造成这种局面，金融管理人才的缺失是相当重要的原因。地方即使有懂金融的人才，也都集中在银行、证券这样的部门，它们属于中央部门垂直管理，不归地方政府管理。因此，湖南才会大举招募金融人才到机关工作。
对金融人才的热望，湖南并非唯一。
2016年1月，贵州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各大金融机构引进104位金融高层次人才，这是迄今为止全国层次最高、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集中引进金融人才行动。贵州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永春在谈及该省金融人才挂职工作时说，近年来贵州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金融业功不可没。当前，随着贵州省大扶贫、大数据两大战略行动的持续深化，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供给和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金融产业发展迫切需要在新业态、新理念、新境界实现突破，对金融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西部地区经济较落后，很难吸引人才，但发展增速较快，对金融人才的要求最为迫切。” 冯俏彬表示。据统计数据，贵州省2015年进入万亿俱乐部，全年GDP增速为10.7%，高居全国第三；同属西部地区的重庆和西藏，增速则均高达11%，领跑全国。
还有湖北。在蒋超良赴任湖北之初，湖北当地的券商曾反映，本地的上市公司太少，企业对资本市场的熟悉程度不够。他们希望蒋超良能以14年的证监会工作经历，搅动湖北金融业态，湖北能多一些上市公司。
有媒体分析，具备金融背景的官员空降，对辖区金融乃至经济的发展影响，在当前阶段更具现实意义。近几年地方经济增长压力不小，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在项目融资方面推动实体经济造血等需求很大，很多地方政府性项目的推进，都需要涉及PPP项目以及地方政府性债务等，对官员的金融专业有较高的要求。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2016年之前，虽然国家提出大力发展PPP项目，项目增长量可观，但真正落地的项目数量存在相当大的落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常常违约，民间资本因而不敢进入。这就对主政者的金融技能和现代市场经济理念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相应地，主管金融的部门在政府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过去，地方政府可以管的金融机构数量少、规模有限。近几年，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正在增加。以地方金融办为例，从编外到扩权、从议事协调机构到政府组成部门，地方围绕金融的扩权运动，彰显了央地对于金融监管的调整。在中央层面，无论是机构调整还是人事布局，也都呼应了地方对金融的重视。
机构层面，国务院办公厅已经将其经济局六处独立，设立了金融事务局，即“秘书四局”，主要负责“一行三会”及地方金融办等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事务协调；人事层面，原农行副行长李振江进入国务院，任金融事务局副局长并主持工作；中国银行副行长朱鹤新担任四川省副省长，则成为近期金融人士走入地方高层的又一案例。
著名经济学家迟福林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G20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主题，这要求政府具备更高的效能。“现在正是要求官员们有作为的时候，而且要正确的作为，不能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同时他表示，当前的经济形势最需要专业性人才。“首先你要懂行。其次，高学历的官员知识面广，眼界宽，更能跟上形势变化。现在的发展形势变化很快，比如振兴东北，要有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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