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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中苏边境的故事有哪些

半岛晨报2022-11-09美食美味人已围观

《大连往事》讲述苏联红军在旅大的故事,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半岛晨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俄语中苏边境的故事有哪些1

1945年,苏联红军在中国抗日军民的有力配合下,对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全线进攻,于8月22日解放了旅顺、大连。随着苏联海军舰队进驻旅顺港,波澜壮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缓缓落下,大连解放了。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一部名为《大连往事——苏联红军在旅大》的纪录片将于5月5日、5月6日21时55分在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首播,并于5月6日、5月7日14时19分重播。 据悉,本片讲述了1945至195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背景下的一个个人物故事,展现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采访了一生致力于中苏友好的民间使者、退休俄语教师张大贤与俄罗斯友人萨沙的感人故事。同时,摄制组几经周折前往俄罗斯采访了10几位90岁以上高龄、参加解放东北战争、1945年至1955年驻守在旅顺、大连的苏联红军老战士。本片还专访我国著名军事专家陈洪,详细解读了苏联为什么要签订雅尔塔协定,苏联为了进攻东北与日本关东军作战做了哪些准备,苏联红军三个方面军全线作战所发生的鲜为人知故事,中苏围绕撤军的谈判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如何评价苏军在大连的这十年,揭秘抗美援朝作战中苏联空军飞行员参战的故事。对于大连的怀念,是这些苏联老兵的集体情怀。本片用大量珍贵的历史影像,真实生动地展示了70年前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东北,进驻旅大的历史瞬间。半岛晨报、海力网记者夏亮亮

俄语中苏边境的故事有哪些2

(中国减贫故事)“会说俄语”的中国边城:跨国生意唱响致富经

中新社绥芬河12月1日电 题:“会说俄语”的中国边城:跨国生意唱响致富经

中新社记者 王琳

迎战2020年“双十二”,李大成正在为他们的俄语直播首秀紧张筹备。作为绥芬河跨境电商领军人物,他从依托“速卖通”做跨境电商,到打造巨狐中俄跨境电商智慧产业园、建设中俄跨境电商创客孵化基地,如今又捕捉到“跨境电商直播”的商机。与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对话,设立中俄双语的商埠牌匾,率先启用俄罗斯卢布交易结算……在这座“会说俄语”的中国边城中,大批生意人靠跨国贸易唱响致富经,助推黑龙江绥芬河从边陲小镇蝶变为“国境商都”。

“一条马路一盏灯,一个喇叭全城听”,1975年建市之初的绥芬河是一个人口不足1万、地方财政收入约9万元(人民币,下同)的沿边小城。穷则思变,依托百年口岸的地缘优势、改革开放的东风助力,敏锐的绥芬河人把目光投向一江之隔的俄罗斯(苏联)。

1984年,中苏友协副会长、绥芬河铁路车站站长徐君术带着500公斤西瓜访问邻国,闻名于世的“西瓜外交”奏响了中国绥芬河对俄(对苏)经贸合作序曲,吸引了各地淘金客落地生根。

“中国蔬菜,哈拉少(俄语意为‘好’)。”被誉为“商界花木兰”的绥芬河市女企业家王颖冬通过跨国视频谈生意。她所运营的蓝洋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对俄果蔬出口,年果蔬出口创汇额超1亿美元。

做大果蔬出口的王颖冬一年创造就业岗位3000多个,做强木材进口的于志明培养诸多员工成为木材加工领域的创业者,被赞为“老板培训师”。取材自俄罗斯的椴木菜板、实木家具上都印有“百年口岸”商标,他说:“这是我注册的品牌,为了让人们记住‘百年口岸’绥芬河。”

绥芬河拥有两个中国一类口岸,中俄大型集装箱货车在公路口岸穿梭,承载物资的两国列车在铁路口岸换装。2019年,绥芬河口岸过货量1170万吨,是1987年恢复开通边贸时的12倍,年均递增7.8%;口岸过客量120.7万人次,是1987年的49倍,年均递增12.5%。

伴随绥芬河自贸片区2019年设立,“一区”引领“七区”联动的协同发展格局形成,卢布现钞使用、俄公民入境免签、离境退税等政策叠加,推动绥芬河的贸易领域向多边合作拓展、贸易结构向多元支撑转变、贸易往来向便利通关提升。

因边而兴,因贸而盛。1975年建市之初,绥芬河城市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仅有25元;2019年,绥芬河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155858元。如今,人均生产总值、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储蓄存款、人均拥有小汽车数量等多项经济指标始终保持黑龙江省领先。

回顾来时路,绥芬河商人们的第一单生意都意义非凡。王颖冬用一件羽绒服换来俄罗斯姑娘的一对耳环,于志明用俄罗斯椴木打磨第一块菜板,李大成用6个月时间将一件T恤通过互联网卖出国门……这些都是他们致富生意经中的珍贵一笔,见证了曾经边远封闭、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成长为一座繁荣开放、富有活力的国际口岸名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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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新闻网

俄语中苏边境的故事有哪些3


中国近代史上,杨明斋是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大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党史人物,李大钊用“万里投荒,一身是胆”来赞美他,周恩来也称赞他是对党多有贡献的“忠厚长者”。


杨明斋(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正面照)


共产国际特使的翻译和助手


杨明斋的名字首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在1920年4月,那时他担任共产国际特使维经斯基的翻译和助手。


俄罗斯著名学者、汉学家亚历山大·潘佐夫在《毛泽东传》中,曾详细描述了维经斯基和他的小组前往中国帮助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其间杨明斋的名字多次出现:


……在全俄内战方酣的那几年,从莫斯科到中国来是不可能的。所以直到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才从远东地区派遣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小组前往中国。根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达成的协议,由格里高利·维经斯基率领的这个小组所需要的经费是由俄罗斯共产党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交处提供的……1920年初,维经斯基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他的真实姓名是扎尔欣,维经斯基不过他的众多党内化名之一……维经斯基的使华小组中还有一位中国翻译,此人是山东省平度县人,名叫杨明斋,俄国名字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施密特。他自1901年以来一直生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俄国先后做过工人和会计……


他们的运气来得很快。通过一个在北京大学教授俄国文学的俄国流亡者介绍,维经斯基与李大钊接上了头……我们这位来自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向李教授提出了一个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令人振奋的计划。虽然李教授完全赞同这个想法,但建议维经斯基最好先与陈独秀讨论这个计划。杨明斋早就从在华俄国侨民那里听说过陈独秀的大名,故也向维经斯基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带着李大钊的推荐信,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和杨明斋于4月底来到上海……


1920年9月,陈独秀和“吴廷康(维经斯基的中文名)”为那些向往社会主义并想去莫斯科学习的青年举办了一所名为“外国语学社”的机构。该校学生的主要功课就是俄语,教员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和一位名叫王元龄的非常年轻的姑娘。《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者陈望道每周一次去该校讲授马克思主义……


格里高利·维经斯基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有关维经斯基的档案卡


潘佐夫的描述反映出一个事实,杨明斋曾经是一名旅俄华工。也就是说,100多年前在异国他乡汇入革命洪流的旅俄华工中,不仅有驰骋沙场的战士,还出现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牵线人”。


多年从事杨明斋研究的中国石油大学教授余世诚这样评价他:


实际上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牵线人”。他作为共产国际工作组的翻译和向导,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牵线,在“南陈北李”以及北京、上海、济南等地共产主义者之间牵线,为中共的成立做了大量的联络和准备工作。


中共早期革命者从渔阳里6号走出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杨明斋开展了大量工作。


1920年5月,他参与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渔阳里6号建立了“中俄通讯社”。他出任通讯社社长,向《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等国内媒体供稿,介绍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经验,同时还把北京、上海报纸有关中国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用电报发往莫斯科,向苏俄报纸供稿。


8月,他参与发起建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指导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月下旬,还参加了“又新印刷所”的成立工作,筹备和出版《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月刊,参与《新青年》杂志的改版工作。


9月,外国语学社成立,他亲任校长并担任俄语的讲授工作,后来成为我党和国家以及军队重要领导人的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都曾是他的学生。这所外国语学社,是党最早培养干部的学校之一,学生多时达50—60人。10月,他和陈独秀等人指导成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后又建立了工人游艺会,开展工人运动。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所在地


1921年初,党的上海发起组为加强对青年运动指导,成立了教育委员会,杨明斋担任该委员会副主任。随后,他和张太雷赴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中国建党情况,接着又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他还是中共二大代表。


杨明斋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建党之初,针对复古主义思潮,他于1924年出版了《评中西文化观》,指出复古是一种倒退,只有吸收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西方文化精华,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希望、才能振兴,在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1925年春,他被党中央派到黄埔军校苏联顾问团翻译室工作,与周恩来相识。10月下旬,在送走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第一批学员后,杨明斋亲带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马骏、孙冶方等第二批学员共计100余人从上海乘船去苏联。曾在共产国际工作、后成为苏联科学院顾问的郭绍棠(俄文名阿法纳西·克雷莫夫)认识杨明斋。郭绍棠去世两年后的1990年,其著作《中国革命者历史回忆录》出版。书中,他记录了一位中国学生对那次旅行的回忆,杨明斋也在其中。


出发的日子到了。那是11月初。上海还很暖和,阳光明媚。下午3点左右,出发的人们聚在中国银行大楼前的一个小码头。很快,我们就上了一条小船,顺着河流而下。到了出海口附近,出现在眼前的是一艘古老的苏联货轮……货舱里搭了3层铺位,光线昏暗、潮湿、阴暗、不舒服……我尽量少待在货舱,而是坐在甲板上或机舱里……在对马海峡停泊时,海警出现在甲板上,要求大家排队,清点乘客和船员人数…… 11月7日—十月革命之日,我们从对马启航。轮船上升起了一面红旗,桅杆上用灯泡串成了一颗大红星的图形。晚上,我们开会庆祝,先发言的是一位苏联水手。他的讲话由杨明斋翻成中文。然后一群水手在巴拉莱卡(又称三角琴、俄罗斯吉他)的伴奏下唱起了革命歌曲。晚会在俄文和中文的《国际歌》中结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经历了一场不寻常的寒冷。我们被安排在火车站候车室,那里很暖和。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穿着长大衣、头上戴着“布杰诺夫卡”(一种独特软帽,可盖住耳朵、脖子,护耳部分可向上翻折,或在下巴处用扣子系住。这种帽子俗称“布琼尼帽”,在苏俄内战及其后被苏联红军采用)的红军士兵……通往莫斯科的路花了两周时间。


20世纪20年代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


此后两年多时间里,杨明斋一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那一时间段在该校就读的很多学生,都对这位山东大汉有很深印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明斋强烈要求回国。受党中央派遣,他到北平工作,先是隐居在景山西街西板桥(现20号),进行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研究和探索。他较早认识到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1928年10月完成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并于1929年2月出版。由于北京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党组织安排他以杨和贤的化名在河北丰润车轴山中学教授国文,继续从事《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下卷的写作。1929年6月,下卷出版。这部作品中,杨明斋主张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入手,以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指导改造中国社会。


1930年初,杨明斋自行进入苏联远东地区,从此再也没能回到祖国。


周总理眼中的“忠厚长者”


尽管李达、董必武、张国焘、罗章龙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后来都曾回忆过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拜访“北李南陈”,参与建党、筹办外国语学社……但杨明斋的身世,很长一段时间不为人知。


欣慰的是,余世诚教授以及山东党史界的研究人员从1979年开始一直执着地找寻。寒来暑往、几经周折,经过大量寻访,研究人员先是基本捋顺了杨明斋的出生、家庭、早期旅俄情况、陪同维经斯基回国后革命活动的脉络,而对其1930年以后赴苏后的经历和下落的了解,却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过程。


1984年,他们从著名翻译家曹靖华那里了解到,周恩来总理1954年在中南海家中曾满怀深情地说:“杨明斋是山东人,是个忠厚长者。后来他生病,苏联送他到西伯利亚养病,那里条件比较好,但后来病死在伊尔库茨克。”然而,随后有苏联学者传来消息说,杨明斋可能死于苏联大肃反时期。


万般无奈下,余世诚教授在1988年10月给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写信求助。他在信中叙述了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赞扬了其为中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精神,介绍了查找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和遇到的困难。次年2月,余世诚收到了苏联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的回信。杨明斋1930年后的经历随即浮现。


尊敬的余世诚同志:

根据您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杨明斋1930年后在苏联居留期间情况的询问我受委托告知您如下:


据查存档文件,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的领导许可,在走私者的帮助下非法越过中苏边境。直到1930年秋他都在哈巴罗夫斯克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来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在《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木斯克,在那里当勤杂工。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杨明斋到了莫斯科并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当投递员,后来又当誊写—校对员。


1938年2月,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并于同年5月牺牲。1989年1月苏共中央提出建议,对所有由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恢复名誉。


……


可以看出,信中没有说明杨明斋越境去苏联的原因,又是为何被流放、做苦役,最后以什么罪名被处决。为此,党史工作者没有放弃,继续在中俄两国通过各种渠道追踪。


(文/韩显阳,素材来源/韩显阳,责编/林风,编辑/千里、海哲、王诗雨,插图/千里,统筹/南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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